二战期间，是日本人在上海庇护了成千上万的犹太难民，不是支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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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海=中国？

但凡稍微了解一点历史的人都会知道这样一个情况：在中国近代史上，上海是个很特殊的城市。自1843年上海开埠后，英、法、美等国在上海相继设立了租界。尽管在名义上中国对上海拥有主权，实际上租界当局并不受上海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的管辖，仿佛一个“国中之国”，其状况很有点象回归前的香港。正因此，这个“冒险家的乐园”才吸引来包括犹太人在内的大量外国侨民。

不言而喻，一个在回归前的香港谋生的英国人也许会爱上香港，但并不等于他就会爱整个中国；他也许会高喊：“我爱中国人”，但这个“中国人”是否就等于整个中国的国民呢？我们还是不要太自做多情的好。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伦敦的帝国战争博物馆将所有拯救犹太人的国家和人数列出来，只有一处例外——上海，而不是“中国”。

2、上海为何敞开大门？

正如该帖所说，在纳粹大举迫害犹太人的时候，全世界只有上海对犹太难民敞开大门。但该帖刻意回避了上海敞开大门的原因——沦陷。正是因为1937年“8-13事变”后，日寇占领了上海大部分地区及其周围地带，使得中国政府无法行使职权，因此上海才在1937年秋到1939年秋的近两年时间里成为当时世界上唯一不需要签证、不需要经济担保、不需要工作证明等即可进入的大城市。

特别要说明的是，来上海避难的犹太人并没有五万，当时全“中国”的所有犹太人不过才四、五万之多，包括原先居住的侨民和后来的难民，除上海外他们主要居于伪满洲国辖下的哈尔滨和青岛等地。来到上海的犹太难民总数约为3万，扣除经过上海去往第三国的外，真正在上海避难的犹太人为2.5万人左右。他们来上海的过程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1）、从1933年希特勒开始排犹到1937年8月日军侵入上海，这段时间里来上海的犹太人总数不过1000—1500人。这段时间里德国犹太人虽然遭到迫害，但还没有到被剥夺生存权的地步，特别是由于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关系，纳粹当局曾一度放松排犹的力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德国还是全世界仅有的两个慷慨援助中国抗日的国家之一（另一个是苏联），抗战前期蒋介石手上能够和日寇对敌的只有那三十个德械师，蒋的两个儿子也被分别送往苏联和德国军校学习，上海又怎么可能会“浑然不知希特勒”~

（2）、从1937年8月日寇侵入上海到1939年8月限制犹太人进入上海，这段时间里来上海的犹太难民最为集中，大约为2.1万到2.2万人。特别是在1938年11月9日“水晶之夜”后，纳粹掀起反犹狂潮，犹太人被迫大批外逃。此时世界各国纷纷限制犹太难民入境，而上海却由于沦陷后的特殊情况敞开大门，因此才成为犹太人的避难所。还要说明的是，后来限制犹太人进入上海也不是日本占领当局的本意，而是由于大批难民的涌入使得上海租界当局和犹太社团不堪重负，并由上海犹太救济组织主动向日本占领当局提出申请后才做出的决定。

（3）、从1939年8月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大约仍有6—7千名犹太难民进入上海。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100名波兰犹太人在“日本辛德勒”——日本驻立陶宛领事杉原千亩（此人曾在伪满洲国外交部任职）的帮助下辗转来到上海，其中包括著名的密尔犹太经学院的全体师生约400人，他们在避难时期的上海犹太社团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3、日本占领当局为何对上海犹太人手下留情？
二战期间有两个很有意思的情况，一是抗战前期纳粹德国曾慷慨援助中国抗日，只是因为中国实在扶不起才转而和日本结盟；二是日本人对犹太人很有好感，甚至顶住纳粹要求屠杀上海犹太难民的压力，庇护了这些犹太人。

1937年日寇侵占上海之后，对犹太难民来上海避难不加限制，后来又设了三处难民营，给犹太难民以多方援助。

1938年11月9日“水晶之夜”后，纳粹掀起反犹狂潮，如继续收留犹太难民则有可能引起德国不满，让日本政府颇感为难。12月5日，日本首相、外相、陆相、海相、大藏相特别召开“五相会议”，专门讨论对犹政策。会上虽有分歧，但最后还是认可继续采取对犹亲善政策。由于不便在日本本土容留犹太难民，因此计划在日本占领的中国土地上建立“犹太人居留地”，并鼓励犹太资本“开发满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才成为犹太难民的避难所。

1942年6月，纳粹德国盖世太保驻日本首席代表约瑟夫-梅寻格上校专程来到上海，要求日本占领当局仿照纳粹作为“最后解决”上海犹太人，而日本当局却拒绝纳粹要求，只在虹口地区搞了个“无国籍难民区”，将无国籍的犹太难民约1.4万人迁入其中。虽然难民区的状况十分艰难，但并不可与纳粹当局在欧洲所建的集中营相提并论，日本当局对犹太难民并未施加残害，难民区内宗教、文化活动均可开展，并由于上海犹太社区和海外犹太社团的大力支援等因素，并未出现大的灾难。

日本人究竟为何对犹太人手下留情？这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其一是东亚地区不象欧美长期存在反犹主义，日本人对犹太人素无仇怨可言，且在日俄战争期间，美国犹太巨商希甫积极为日本筹集2000万美元贷款，明治天皇破例在皇宫内邀请希甫共进午餐，希甫也成为获得天皇授勋的第一位外国人，日本人也由此对犹太人颇有好感；其二是上海犹太难民中有不少是俄国犹太人，一旦实施“最后解决”的话，力图保持和苏联不战状态的日本担心会以此触怒苏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日本政府内主张和美英保持媾和后路的部分官员与“犹太问题专家”们对欧美反犹势力宣传的“犹太威胁论”信以为真，误以为犹太势力的确垄断国际经济命脉、控制了美英等国的政治与外交，因此想通过对犹太难民的亲善来讨好美国犹太“力量”，以影响美国的对日政策。